不要像中国那样

时迁

最近，网上流传某国政要的一句话，“像中国那样以牺牲底层群体发展证券市场的事情绝不会在我国发生！”

初听到“不要像中国那样”，还是有些五味杂陈。虽然，此话尚难辨真假，或许又是一段“流言蜚语”。但是，有那么多国人不假思索地转载，说明这句话不管真假，却有另一种真实感。即便这话不是某外国政要所言，所说的内容却也并非无中生有。

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了20余年，融资、“圈钱”功能第一，中小股民遭到一轮、又一轮的“血洗”，这不是“牺牲底层群体的利益发展证券市场”，又是什么？那么这句话，肯定说到很多股民的心里去了。而对更多的听众来说，在中国，经历的类似事情又实在太多了。牺牲底层群体的高速发展，可以说是当下最不光彩的一面。

前些年，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奇迹”曾经出现认知的模糊。“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说法，一度甚嚣尘上。如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提出了“北京共识”。他认为这一模式，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以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等特点。

这虽符合中国的实际，却是片面的事实。“北京共识”只是解释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否合理。“北京共识”看到了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却没有看到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埋藏下的巨大社会问题。无论是中方官员还是外国专家，在这些所谓共识或者模式的背后，“GDP崇拜”的心态是共通的。

“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传销既久，国际社会自然也都知道了“中国模式”的“不可复制性”。印度的孟买曾经非常羡慕中国的上海，但是，他们来考察之后，也放弃了复制或学习的念头。事实上，只要是公民权利有起码保障的国家，他们就很难将我们的经验移至过去。因为，很少有国家能够靠权力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说强拆就拆了公民的家，可以容许没有福利保障、加班不给工资，可以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健康，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曾在一次专访中说，在前几年的一次会议上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在会后，资中筠就跟他说，你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发展，中国还有很多困难。这位德国人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

这是“中国模式”的另一面，而这一面也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广泛认知，故而近来在国际舆论中，“中国模式”反倒越来越有了一些反面典型的意味。

因此，也不要奇怪，“不要像中国那样”屡屡被一些国家的政要提及。这句话毋宁说是，不要那种“公正缺失下的经济增长”。尽管，在有些国家公正仍然是公共领域的稀缺品，但并不妨碍这句话高度“政治正确”。

如今世界金融危机余波未了，遍观海内外，似乎也就只有中国经济仍然在保持高速增长。中国已经名副其实成了世界经济的引擎。当此之际，“不要像中国那样”的声音传来，这话固然非常刺耳，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却无疑揭示了被繁荣掩盖的危机。“肉食者”们不宜将此当作耳旁风。于国际舆论中“特立独行”不是问题，关键是走到哪里都要看路。

现在，欧美经济复苏乏力，如要继续维持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势必会进一步挖掘既有增长模式的潜力，而其中的危险在于，这可能会让这一模式更加没有弹性，崩裂的风险越来越高。与其辟谣或对“不要像中国那样”反唇相讥，倒不如实实在在地引起警惕，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

大脸撑在小胸上

有胜利必定会有牺牲的，要不然做房子那些地基哪来的

，“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

“权威声音”，为何也被打问号？

　　社会转型期，原有的行事准则很多已无法适应社会新的发展态势。一些政府部门在公共信息的供给上“做得不够好、应对不恰当”，部分专家受利益驱使丧失了公正立场，影响了公信力

　　政府、专家、媒体，曾被视为最有公信力的群体，今日缘何信任不再？

　　“总的看，出现这种局面与社会发展的大进程密不可分。”吴忠民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利益主体多元，利益格局多样，旧的规则体系已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新的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仍处于真空期。“原有的很多行事准则，已经无法适应社会新的发展态势，民众的诉求也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差异，当‘供给’无法有效满足‘需求’的时候，公信力就会受到削弱，信任度降低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在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上表现尤为清晰。从政府的“供给”看，其对公信力的重视程度仍显不足。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薄贵利表示，这种不足突出表现为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应对不恰当”。

　　“之所以‘做得不够好’，关键在于这些政府部门、地方政府，依然将与老百姓的关系定位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薄贵利说。当前，部分领导干部中间，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和特权思想，对老百姓通常说的多，做的少，或说而不做。很多地方政府在政策、措施的制定和执行上，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甚至还将机构自身的特殊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与民争利，从而引发民众不满。

　　“应对不恰当”则更多表现为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一些官员仍难以摆脱陈旧的思维模式，习惯于“捂”“瞒”的应对策略，不少地方该公开的信息不公开，这常常使得民众因不了解事实真相而谣言四起，导致政府工作陷入被动。“对老百姓都不信任，又如何奢求让老百姓信任你呢？”

　　在政府“供给”不足的同时，百姓的“需求”却在与日俱增。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对公共信息的知情权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尚没有建立完善的沟通协调机制。”薄贵利说，由于信息传递渠道不畅通，很多群众无法通过正规途径反映问题，以推动问题的解决，因此，一些人无奈之下便将获得事实真相、表达自身诉求的希望寄托于网络，通过互联网表达不满，质疑政府行为的真实性和公平性，这就会直接导致对政府信任度的大幅下降。

　　相较于政府公信力问题上的“内外夹击”，曾被视为角色独立、立场公正，能为民众提供权威意见，为公共利益代言的专家、媒体，其公信力透支的背后，则更多体现着社会转型背景下，利益冲击面前的一种迷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转型，个别人依靠非正常手段富裕起来，过上了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奢华生活，巨大的名利落差强烈冲击着社会上各个群体。“专家和媒体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在这样的冲击下很难独善其身。”吴忠民认为，正是在赚大钱、出大名的驱使下，部分专家急于求成，不再安心做研究，坚守学术良心，个别媒体也不再追求事实真相，而是沦落为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逐渐丧失了公正立场，“一旦失去了严谨和公正，专家、媒体也就失去了维护自身公信力的基础”。

　　受损的公信力，如何重构？

　　切实解决好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于损害公信力的做法实行最严格的处罚，提高失信成本；提高公众辨别能力，避免先入为主

　　薄贵利认为，“权威声音”的沉没已经影响到了社会正常秩序的构建，加大了经济社会改革的难度，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尽快从制度层面寻找长久出路，用心加以解决，否则未来将可能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

　　“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基础，因此重构公信力应首先从政府着手。”薄贵利建议，各级政府部门要真正从制度建设入手，切实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切实解决好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同时，加强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建设，增强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只要各级政府部门能够真正做到洁身自好、一心为民，那么重新找回百姓的信任就不再是难事。”

　　此外，庞胡瑞也指出，重新找回政府的公信力，加大信息的公开力度，提升政府的透明度同样必不可少。“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表明，面对信任危机，主动应对比逃避拖延更理性，用心疏导比一味堵塞更管用，未雨绸缪比应急救火更重要。”他表示，只要政府能够切实推行“鱼缸”式透明操作，全面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公共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曾经的“权威声音”就一定能够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

　　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已经在探索信息公开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从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到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从官网发布信息到主动微博问政，各级政府部门正在一系列制度的硬约束下，通过认真倾听民众心声，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效引导社会大众的情绪，慢慢找回失去的信任。

　　“专家、媒体的公信力重构，同样离不开相应的制度保障。”吴忠民认为，为了保证社会公众在面对重大公共事件时，能够获得来自专家、媒体及时、准确的信息和建议，也必须要从制度层面着手，建立维护其社会公信力的长效机制。一方面要建立相应的利益保障机制，使专家媒体能够有说真话的底气，同时，也要建立必要的惩处机制，对于损害公信力的做法，实行最严格的处罚，提高失信的成本，只有这样才能恢复社会公信力，扰乱大众视线的谣言才会不攻自破。

　　此外，薄贵利也指出，增强社会公信力，消除信任危机，也离不开老百姓自身素质的提高。目前，社会的焦虑情绪总体比较严重，很多人把怀疑权威作为一种情绪宣泄的方式，对于公权力总是会先入为主一概否定。因此，必须在全国上下大力开展公民教育，让更多的老百姓知法、懂法，切实提高自身的权益意识和谣言鉴别能力，确保能够对政府的行为和专家言论进行正确理解，不轻信、不乱言。

水哥

好文章，跟我前些天看的文章有相似的说法~

雨中小筑

民生问题总是挂在口头上，不岌岌可危都难。

梦回梅江

看来外国人很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