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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自己认真地看了一下(不知道此测试有否时间限制,我花了十分钟),发现的确,八匹马是几乎一眼就能看出的,但想再增加“业绩”就要看观察者的细心和耐心了。不知道出题者的依据是什么,但对这幅画的研究诚然具有某些训诫意义:让我们无论研究现实社会还是历史事件,都要抱着冷静、细致、坚韧的态度去面对纷繁芜杂、层出不穷的数据、口供和变化,才能从中得出接近于真相的答案。
题目告诉了我们最终答案:十八匹马——恕我无能,这是个不可企及的标准,可能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吧。事件全部及正确的还原终不可能,但只要我们有决心、耐心和细心,总会距离真相越来越近的。下面,就此思路说点题外话,如果你对史学研究毫无兴趣的话,请直接绕过——
我最反对历史场域引进价值判断,我的史学研究只论真伪,不论对错。从行为学而言,历史学既是艺术的,又是科学的,更是哲学的,但从方法论意义而言,史学就是科学。在得出结论的时候,我当然会自觉或自发地本着某一种伦理,但史学研究的本质永远是真相的探究而不是伦理的验证,考据出事件的真实的全部,这就是我任何历史结论的基础而不是出发点。事实之全部真相永远不可能还原,理性终有穷尽,但考据的目的就在于此,其实任何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也在于此。
虚构性文学也可以做史料,因为即使在小说写作中,作者都无法回避其真实的历史场域和现实观点,因此我一直在批评你不明白历史考据的原则。信息的取舍不关乎伦理立场,只关乎交叉比对中此实录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少。思想和事实绝不是一回事,虽然两者定有关联。我的才学和训练只能让我鉴别何谓事实,至于从这事实上得出何种思想,我并不关心。任何科学家都必须超越自己的实然存在,当然他们也必须明白“信息不对称”是自己研究途中的必然障碍,但由此作为科学家的史学家才有了挑战迷障、还原真相的使命和乐趣。
“正确”首先是个事实概念而并非价值概念,比如说中国在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又在1947年举行了全国大选,这不以考察者的意志为转移,当然,对这些事实加以多元化诠释,这就是哲学家(宗教家、意识形态专家)的使命。我相信,任何科学家都会具有那种“诚惶诚恐”的态度,这当然也包括史学家在内。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当可尽量地量化(数据化)关于任何事件的历史表述,至于此种表述是否符合全部真相,那是另一位历史学家的批评任务。只有基于事实判断的价值判断才是可信而必须的。其实,我只对历史陈述中显而易见的错误感兴趣,至于如何评价被确证的事实,反而没什么意味——因为那不是我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