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全国政协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今年委员们提交的提案中有接近三分之一与就业话题相关。另据报道，致公党中央《关于解决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就业问题的提案》(以下简称《就业问题的提案》)已被暂定为今年政协的一号提案。
据本报记者拿到的《就业问题的提案》提出，当下解决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促进就业的重中之重。提案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之一是，2009年将有1000万的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挑战，其中包括610万的应届毕业生和400万的往届生。
该提案给出的建议是，首先展开就地就业，其次加强培训，最后，《劳动合同法》等需要就当前形势适当微调。
三分之一提案关注就业
政协委员们对就业问题倾注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全国政协的一位工作人员曾向本报记者估算，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委员提案都与就业相关，“显示了委员们对目前时局的判断有着异乎寻常的一致”。
针对目前不利的就业形势，《就业问题的提案》的分析是：“去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也对我国的就业形势带来一定影响。”
而在另外一份由民建中央提交的名为《民建中央关于解决返乡农民工问题的提案》中，对就业问题的描述则显得更为透彻：“失业和返乡农民工达2000万人之多。这不仅会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还会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关于目前有多少人需要就业，人们没有太多的数据可供参照。民建中央提案所援引的2000万失业民工的数据来自今年2月2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的一次非正式的估算。
作为全国最大的农民工输出省份，河南的就业形势对全国都有参考意义。据河南省劳动保障厅提供的数据，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省返乡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在春节前返乡农民工已达950多万人，占河南2008年全省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将近一半。而在春节之后，大部分农民工仍旧选择返回打工地，但是迄今仍有“250万农民工滞留在家”。
该数据来自河南省劳动部门在春节前后组织的针对返乡农民工的一项调查。开封市社会和劳动保障局局长黄玮向本报记者介绍说，在今年正月初十左右，他们选择了20个村进行入户调查，得到的数据显示，开封市外出务工人员总数有100万人，占全市农业人口的一半，春节前返乡的农民工有45万，但是大部分在节后又外出，目前仍有“5万人”滞留当地。
而在输出了17万农民工的禹州市，根据该市社会和劳动保障局赵局长的说法，迄今仍有两万农民工滞留，加上七八千新增劳动力，该市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安置接近3万的劳动力。
禹州市的劳务输出以“禹州电子”而闻名，外出农民工中有三分之一集中在电子制造业，主要务工地集中于深圳、苏州、上海等地。
短期扶持政策：就地就业
面对就业问题，致公党中央在提案中提出的对策之一，是要“确立以就地就业为重点的短期扶持政策，有效缓解农民工返乡务工压力”。
提案主张的政策，包括鼓励富余农村劳动力特别是返乡务工人员从事家庭手工业。工商、税务等各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要主动研究、关心家庭手工业的发展需求，结合当地实际，对发展家庭手工业给予指导，并从开业辅导、商标注册等各个方面积极做好为家庭手工业服务的工作。
鼓励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创业，是就业形势恶化以来，劳动主管部门极力推崇的一项应对措施之一。今年2月份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强调，要完善落实市场准入、税费减免等扶持政策。
河南省工商局副局长杨文生向本报记者透露，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河南省进行工商登记注册的企业数量保持稳定，但是增速明显趋缓。“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个体工商户的数量一直在增加。”
为了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河南省工商局于2月13日颁布了《关于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的若干意见(试行)》。
根据该意见，对返乡农民工申办个体工商户、创办合伙企业、独资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一律免收登记费和证照工本费；凡吸纳返乡农民工就业人数超过企业人数30%的企业，开办或变更登记时免收注册登记费。
此外，该意见还规定，返乡农民工投资设立科技、环保节能型优先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以下的，首期出资达到5000元即可登记。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出台同类鼓励就业的政策，但是大多受到“融资难”问题的困扰。一位研究就业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农民工和大学生大部分缺乏创业能力，盲目鼓励创业，最终会带来企业经营不善的苦果。”他表示，上世纪90年代末曾经在下岗工人群体中采取同样政策，但是最终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先培训再输出
与鼓励农民工自主创业相比，地方政府显然更倾向于延续传统的模式，将劳动力输出外地就业。禹州市社会和劳动保障局的赵局长表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将目前滞留在家乡的2万名农民工中的一半输出。
在3月2日当日的展览上，河南省各个地市和众多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务合作协议，按该省高层官员的说法，此次可以解决30万人的就业。
但一位地方劳动局局长表示，此次签署的大多是意向性协议，并不意味着立刻能得到这些就业岗位。
对于迄今滞留当地的农民工，地方政府的选择是加强培训。
致公党中央在提案中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培训，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建议国家进一步出台指导性政策，采取多种措施支持企业内部培训。同时，整合教育资源，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吸收剩余学生，教授职业技能。进一步落实农民工的培训政策，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技能培训。
黄玮向本报记者透露，2009年以来，接受开封市政府组织的免费培训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培训期间从3个月到半年不等。
对于经济实力不算富足的开封而言，就业培训的资金长期以来省级以上财政的转移支付，以往每年用于就业培训的资金全市有2000万元，而今年迄今为止已经下发7000万元。
“尽管国家的政策现在很明确，但是很多配套制度还没跟上。”一位地级市的劳动保障局的局长表示，“钱怎么用，怎么给，到底给农民工补贴多少？这些都还有待解决。”
引入小企业豁免机制？
在论及目前就业形势时，致公党中央的提案还提到了《劳动合同法》的作用。
提案在肯定劳动合同法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体现出的进步的同时也指出，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用工制度和福利保障要求日益严格，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企业人事管理成本加大使企业倍感压力。一些企业反映，新法实行后，企业在工资、保险等方面的支出增加了10%－60%不等，影响企业年利润率1%以上。一些企业今年已不再录用薪资较高的专业人才，并想方设法提高企业内部生产效率，尽量不招聘普通务工人员。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程延园教授向本报记者解释说，《劳动合同法》提高了企业的解雇成本，使得企业的雇佣决策更加谨慎，从而降低了招聘意愿。“严格解雇使得劳动者的流动率降低，导致失业状况停滞不前。”
而致公党中央的提案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个补充相关细则，对中小企业执行《劳动合同法》给予一个更适合当前经济形势与我国基本国情的补充要求。
有学者和官员提出主张，政府在实施劳动合同法的时候，可以适当引入小企业豁免机制，以降低小企业的解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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