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继续向前走。大部分长凳上都有人，有独自一人的，也有成双成对的。我们走到山顶近旁的一张长凳旁坐了下去。我闻到了番茄酱的味道；长凳下的一个纸箱里扔了一个吃了一半的汉堡。 彦基小心地捡起三明治丢进一个垃圾箱，再坐回我身边。他又指了指一些标志性景观。“这是码头。”他说着指向一个建筑。即使隔得很远，它也显得无比高大。“是上世纪90年代初建成的，我想。全是些办公室之类的东西。” 90年代。听到有人用几个词就轻轻松松地概括了我经历过却毫无印象的十年，我感觉颇为奇怪。我一定错过了很多。那么多音乐，那么多电影和书，那么多新闻。灾难，悲剧，战争。当失去记忆的我日复一日地迷失时，有些国家可能已经整个分崩离析了。 我也错过了那么多自己的生活。有这么多我认不出的景色，哪怕它们每天都在我眼皮底下。 “彦基？”我说，“跟我说说关于我们的事情。” “我们？”他说，“你的意思是？” 我转身面对着他。山顶上吹过一阵大风，寒意迎面扑来，有只狗在某处吠叫。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明白关于他的事情我一点儿也不记得。 “对不起。”我说，“我和你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什么时候同居的，还有其他任何东西都记不得。” 他露出了微笑，沿着长凳蹭过来挨着我，搂着我的肩膀。我刚刚开始退缩，却记起他不是个陌生人，而是我的男人。“你想知道些什么？”他温和地问。 “我不知道。”我说，“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好吧，那个时候我们都住在隔壁。”他说，“还记得吗？” 我摇摇头：“不记得？” 这时一幅图像在我的面前一闪而过，又快又突然。我看见自己在一所图书馆里，并模模糊糊地记起当时正在写一篇关于女性的理论和21世纪初文学的论文，实际上小说只是我在写论文之外可能投入的余事；这些小说我的朋友可能理解不了，但他们至少认为这是兴趣。那幅闪闪发光的场景停留了一会儿，真实得几乎可以触到，但这时彦基说话了，画面就此消失不见。 “我后来。”他说，“离开了这里。在新的环境，我总是想到你。在图书馆，在酒吧，所有地方。我总是惊讶你有多具魅力，但我一直没有办法开口跟你说话。” 我大笑起来：“真的吗？”我想不出自己让人一见钟情的样子。 “你似乎总是那么自信，还很认真。你会坐上好几个小时，周围堆满了书，一心埋头阅读、记笔记，偶尔喝上几口咖啡。你看上去那么细心。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关心我。你总是默默地关心我，我都不知道你为我流泪伤心过几回。” 我试图想象那个场景，回忆小时候的我们同在一起玩，笑着。可是想不起来。我感到悲伤的刀锋冰冷地刺中了我。我猜想每对情人都十分喜爱他们相遇的故事——谁先向谁说了第一句话，说了些什么——可是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们的故事。风刮着小男孩的风筝尾巴，好像有人垂死时发出的喉音。 “那后来呢？”我说。 “好吧，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很平常的，你知道的。” “怎么回事？” “噢。”他说，“我后来决定先与你同居。” “同居？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吧。” “我们非常相爱。”他说。他掉开目光望着远方：“我们总是在一起。我们合住一栋房子，但你根本不清楚我们已经开始同居了，大部分时间是我陪着你。顺理成章地我想要和你生活在一起，也想要结婚。于是在一个情人节，我给你买了一块香皂。昂贵的香皂，你真正喜欢的那种，我拿掉玻璃纸包装，在香皂里压了一枚订婚戒指，包好后送给你。当晚准备睡觉时你发现了戒指，但是你不知道我的心意。你一直没提这戒指的事，我也没再提结婚的事情了。” 我偷偷地笑了。听起来有点乱糟糟的，又是戒指又是压在香皂里，还很有可能好几个星期我都不会用那块香皂或者发现不了戒指。但尽管如此，这还不失为一个浪漫的故事。 “跟我合住一所房子？”我说。 “噢。”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想结婚。想在曼彻斯特的一间教堂里举行。有一天天气很晴朗，阳光灿烂，每个人都很开心。我想向你表白我的心意。后来，还是没能说出来。那时候我还在进行培训，当时我们没有太多钱，但仍然很好。” 我试着想象教堂。什么也没有。 “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说，“抱歉。” 他转移目光，扭过头不让我看见他的脸：“没关系。我明白。” “照片不多。”我说，“剪贴簿里的，我是说。没有那张教堂的相片。” “你家遭遇过三次盗窃。”他说，“在你之前一直住的地方。” “盗窃？” “是的。”他说，“几乎把你们家所有贵重的东西都偷了，你们丢了很多东西。” 我叹了一口气。事情似乎很不公平，我已经失去了记忆，过去的见证也没有留下。 “然后呢？” “然后？” “是的。”我说，“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我们终于住在了一起。我们非常开心。” “再然后呢？” 他叹了口气，一句话也没有说。不可能，我想。我的整个生活不可能就这样说完了。那不可能是我的全部。可是除此以外我还期待些什么？还能有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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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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