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焕昌：晚境之秋仍是火热之心

家在江南

洒脱的财富观

    记：罗老，作为曾经坐在您捐建的教室里念过书的一介清寒学子，19年后的今天能够采访到您，我感到非常荣幸。您的捐献行动和大陆的改革开放相伴生，一是捐款早；二是带动力强。我在互联网上搜集到家乡人评价您的一则留言，上面写道：爱国爱乡，热情为桑梓,办实事、做好事尽心尽力，积极带头捐建家乡的许多大型工程，可敬。您为何特别支持教育事业？

    罗：有句话叫做“施人谨勿念，受恩切勿忘”，我时时谨记于心。知识能够改变一个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论哪个国家，缺乏教育就缺乏人才；没有人才就无以图强。30年前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尤其如此。

    小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很好，特别是数学经常考100分；12岁考上兴宁一中，全村14人考上4人，老师高高兴兴来报喜。阿婆说，下一餐吃什么都不知道，哪里有钱供他上学。我听到后蒙在被子里面暗自流泪，偷偷哭。后来做工后我还喜欢读书，利用抗战时的防空灯，偷偷看《增广贤文》、《薛仁贵征西》这些书本。

    我没有上高中继续接受教育，是一辈子都感到非常遗憾的事，所以总想做些事情来补偿。这或许就是我热心教育的动机。

    记：我看您在香港住的是一个普通的小区，住房面积不大，陈设也很简朴。几年前，您为我市兴建客家公园慨捐50万元。当时您已年逾八旬。您的做法是不是有些另类？一个人应该具有怎样的财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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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有梅州市领导说这是高风亮节，我不敢当。假若“人在天堂，钱在银行”，我认为那是很可悲的事。我生于困苦之家，长于患难之秋，然而立志要自强不息。我总有一种想法：事业小有所成后，一定要做到“达而不奢，兼济天下”。所谓做好事为快乐之源，快乐为健康之根，健康为求财之本，求财为做好事之基。因此良性循环，财富越来越多，做好事就有基础，心情便愈来愈快乐，身体便愈来愈健康。道理就这样简单而具奥妙。我现在想的就是如何多做好事，力争多活几年。

    记：您人缘好、威望高，不仅自己捐款，还发动广大华侨、港澳同胞捐资支持家乡各项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

    罗：这里面没什么，主要是他们看得起我。如田家炳先生在兴宁捐巨资兴建田家炳中学，我在其中做了一些穿针引线的工作；1989年，为进一步办好嘉应大学，我作为发起人之一，由在港乡贤募集逾千万港元，建造了嘉应大桥，把收取的过桥费作为该校的常年办学经费。最近，李有权先生为梅州市中医院捐资500万元，我也从中牵了线，还准备动员他在兴宁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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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的中国心

    记：您初到香港，夫妻两人只是经营几个小摊档。后来是哪些因素促成您走向经营国货的？

    罗：我小时候辍学后到舅父在县城的店里打工，14岁到兴宁北部山区罗岗、罗浮做生意，把副食品挑到该地售卖，再把山区的大米、山茶油、木材运到县城，从而熟悉和掌握了一些经商的基本规律。这段时间的从商经历，可能对我以后一生从事贸易产生影响。

    其次是1951年老婆来到香港，当时我经营的只是个小摊档，看我辛辛苦苦也赚不了几个钱，很是痛惜我。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祖国为了在香港开拓国货市场，发动商家经营国货。于是我们两人一合计，暗下决心，把推销国货作为以后发展实业、成立公司的方向。

    记：19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为在香港开拓和发展国货市场，您主动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把自己经营国货的利润率从国家允许的范围内下降二、三个百分点。这种明摆着让自家吃亏的事，您为什么愿意去做？当时同行之间有什么说法？

    罗：这是我骨子里的爱国思想使然。我刚到香港不久后发现，要想在这里立足，没有文化不行，没有真才实学也不行。为此，在香港闯荡一年多之后，我于1951年考入中业夜校，学习文化知识，学习高级成本会计、统计、金融等专业知识。当时郭沫若虽已赴京任职，但还是学校挂名董事长。我的爱国思想就是在那里培养的。我自己直到现在依然担任中业夜校校友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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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香港做国货生意的大多数都是爱国者，包括刘锦庆和余国春的父亲等亦是如此，我们的商行做生意时都是挂国旗的。对于让利一事，大家也这样做，为国分忧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有钱赚就不错了，因此同行之间哪有什么说法。我在这方面可能做得出色一些，所以得到北京轻工业总公司以及国内香港代理公司的赞赏，由此担任了好长时间的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中华进出口商会会董、香港树胶塑料鞋业商会会长等职。这是商界人士对我的莫大信任。

    记：您创办的“大成行有限公司”，有一句妇孺皆知的广告词——顶天立地。这是否表达了您的家国情怀？

    罗：这个广告词实际上是对自己多年来所经营的主要项目——雨伞（顶天）和胶鞋（立地）的戏称。此前和好友刘锦庆、黄兆丰（浙江慈溪人）合办过庆丰昌商行。开设大成行确定“顶天立地”广告词时，最初灵感是由黄兆丰无意中想到的，他的意思是我尽管个子不高，但作为堂堂男子汉，大可在香港顶天立地。当然后来我经营大宗国货产品时，已经引申为我心愿的寄寓：做好国货生意，愿祖国早日富强，在世界上顶天立地！

    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已无法体会我们这一代人的感受，也许只有经历过殖民统治的时代，才能深刻体会到“矮人三分”的真实含义。因此这句广告词，既是希望自己能顶天立地，同时更是希望中国人能顶天立地、中华民族能顶天立地、祖国能够顶天立地。所幸的是上苍眷顾，我活得比较长，终于在晚年看到了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天。

    记：您怎样理解爱家、爱乡、爱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罗：我所理解的三者之间的关系，正如陈立夫先生所说：“把忠心呈给国家，把孝心交给父母，把爱心供给家人和大众，把恒心付给学问和事业，把信心留给自己。”

    客家地区有一首平实动人的民谣：“父母不亲谁是亲，不敬父母敬谁人？你敬父母十六两，子女还你足半斤。”我7岁丧母，“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事！1992年的母亲节，我们夫妇与侄儿罗新文出资合建老家“花螺墩母亲堂”。当然，这个“母亲”并非仅仅指我的母亲，而是指所有经历过苦难命运和坎坷人生而又具有勤劳俭朴、吃苦耐劳传统美德的所有客家妇女。1987年，我与刘锦庆、刘宇新合资赞助出版编印了《我的母亲》一书。该书收集了近百年来包括毛泽东、朱德、蒋介石等中国名人怀念母亲的文集，内容十分感人。

    俗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认为一个连自己的家庭和身边人都不会去爱的人，很难理解他会爱乡、爱国。因此，爱家，才会爱乡，并最终才能谈得上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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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达的人生观

    记：何冬青先生对您的人品大加赞赏。他说您有一个特点，极喜欢去发现您身边每一个人的长处，也就是说您喜欢给别人“戴高帽”。待人看事，一边是拿着放大镜，看到别人的长处就放大；一边是好像拿着一个显微镜，对人的短处呢，就调转镜头来看，就缩小了。

    这种憨厚秉性是不是您成功的一大因素？您认为在商海打拼，还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罗：这是朋友对我的溢美之词，但对人对事宽容可能是我的一大特点。我总想：要想对他人的过错不发脾气，就必须养成原谅他人的习惯。这是在社会上尤其是生意场上立足乃至取得成功的一大要素。有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事业上就有发展。比如1960年我扩大创业基础时向夜校的同学借钱，开口借4000、5000，他们有的给8000或10000，终于筹集到30万元，成功创办了大成行。

    记：您今年八十有五了，听说游泳和打乒乓球是每天的必修课。最近您在自己的随笔中写道：“过去的我是坚强勇敢、斗志昂扬，不怕狂风暴雨，不怕地动山摇，向着事业往前冲；而现在的我是胸无大志、吊儿郎当、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随遇而安、心平气和、淡泊名利。”这些看起来有些玩笑意味的话语，道出了您怎样的心态和人生观？

    罗：我实际出生于1924年1月，当年入港时因为怕港英政府不批准，才把年龄改小一岁。按照客家人的计算方法，今年实为86了。1949年到香港，至今年刚好60年，一个甲子轮回。人至晚境，气弱血衰，不服老是不行的。我现在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主要是游泳和打乒乓球，偶尔练练书法，字虽然写得不好，重要的是保持动脑、保持精力。所谓生命不息，学习不懈；奉献不停，运动不止。比起请吃饭，或许请你们打场乒乓球，更受欢迎。

    人对社会有两种态度：第一种人是以悲观的、消极的态度看世界；第二种人永远以乐观的、积极的态度看世界。只要乐观地、积极地看世界，这个世界很美好、很可爱；你如果悲观地、消极地看世界，这个世界很可怕。生命尽多不如意事，要选择阳光和快乐，悲伤是自私自利的表现，使人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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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客家情

    记：对于梅州山区来说，有您这样热心桑梓事业，又乐于发动他人捐资家乡建设的乡贤，的确很幸运。现在，年轻一代港澳台同胞也需要老一辈来带动。您认为老一辈港澳台乡贤该如何发动第二代、第三代同胞关心桑梓事业？

    罗：这确实是一个让我担心的大问题。我认为客家人有其独特的气质、风格作风和品德，例如勤劳勇敢、艰苦创业、白手兴家、崇尚文化、慎终追远、团结对外等，当然爱国爱乡是最为突出的。所以传统的继承很重要，比如2009年春节后，我带领子女回老家，有意让长子在宁中中学通过省一级学校的验收大会上代表我讲话，就是刻意为之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