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之怨

无星无杠

伍子胥之怨

　说起伍子胥，人们便会很自然地想到太史公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里的精彩评价：“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伍子胥是怀着对楚平王的不共戴天之仇，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其父伍奢在楚国官居高位，因受太子少傅费无忌的陷害入狱，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员（伍子胥）也要一同受刑。在家中无忧无虑的伍尚和伍员接到父亲的手书后，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生性仁孝的伍尚悲怆地赶到狱中，陪同父亲走上了断头台；“刚戾忍诟”的伍子胥不肯与兄一同白白送命，于是选择了逃亡。

    在此后的漫漫长路，伍子胥历尽了种种常人所难以想象的艰难坎坷：他带着楚国的废太子建和太子建的儿子胜，一路逃亡，先后逃奔宋国、郑国、吴国。在太子建为郑国所诛杀，后又与胜走散时，演绎了一出凄美的“伍子胥过昭关（今安徽省含山县北），一宿愁白了头”的传奇。幸得渔父相助过了昭关，伍子胥沿途乞讨，挣扎着来到了吴国的都城。

    伍子胥来到吴国后，投身于大将公子光的门下，通过公子光的引荐而接近吴王僚。后又助公子光夺取吴王之位，这便是专诸鱼肠短剑刺杀吴王僚的故事。坐上吴王宝座后的公子光史称为吴王阖庐，在伍子胥、孙武等人的悉心辅佐下，吴国在各诸侯国中脱颖而出，成了南方的一个强国。阖庐九年，吴军大败楚军，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郢。楚平王已经作古，继位的楚昭王出逃，伍子胥到达郢都后，一怒之下将入土多年的楚平王从坟墓里挖了出来，“鞭之三百，然后已。”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掘墓鞭尸”。笔者读史至此，时时长感冷颤，好似郁结在伍子胥胸中多年的怨毒之气向着自己扑面而来，让人感叹春秋末年的那位慷慨壮烈的悲剧英雄伍子胥的“烈”与悲。

    正是由于伍子胥身负血海深仇，正是由于无时无刻不为深仇大恨所苦苦熬煎，正是由于报仇雪恨的大誓宏愿在胸中汹涌澎湃与日俱增，才能经得起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才能“虽九死其犹未悔”，坚定不移地在看似遥遥无期的复仇之路上行走下去。支撑着伍子胥的正是无比强烈的复仇信念和欲火。这里，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个被后世称为智慧化身的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他的情况与伍子胥颇有些相似，二人都有一腔仇恨长期郁结在胸中，都有一个报仇雪恨的强烈愿望，都凭借着自己的非凡智慧而实现了夙愿。所不同的只是伍子胥念念在兹的是家仇，而张良耿耿于怀的是国恨。晚于伍子胥数百年的张良，生活在“秦王扫六合”的阴影里，出生于世代相韩家族中。推翻暴秦，为被灭的韩国报仇，是他立定的大誓宏愿。心愿得遂以后毅然淡出、视功名富贵为鸿毛是他高大而完美的智慧之举。由张良而反观伍子胥，不难发现，在痛快淋漓地抽打了楚平王的尸体三百鞭之后，他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功成身退的问题，甚至根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选项。一个本应当认真对待的问题，就这样从伍子胥身边淡淡地随风而去了。

    伍子胥在吴国的政治舞台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当上了相国。但是，吴王阖庐与越国人交战死后，伍子胥的事业和前途出现了危机。世事造化弄人的是，吴王夫差接位后的第一要务便是讨伐越国，为乃父报仇雪恨。伍子胥前半生的所作所为概括起来只有一件事，这便是为其家人报仇雪恨。然而，伍子胥全力辅佐吴王夫差时政见分歧越来越大，秉性刚烈的他与刚愎自用的夫差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和误解。最后的结局人所共知：先是伍子胥被迫自尽，身首异处；其后吴王夫差随之毙命，吴国被越国所消灭。

    一个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问题是，伍子胥在人微言轻时精于明哲保身之道，为什么在后来声望日隆之际，却不会讲究劝谏之术了呢？伍子胥的悲剧告诉我们，优势在一定的条件下便会转化为劣势，资望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转化为沉重的负担而妨碍自己的智力，弱化涵养功夫，降低自我保护能力。在历史上，犯有他这样过错的大有人在。这种屡见不鲜的现象，让人们想起了一句古老的名言：“知其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可与之言而未言，失人。君子不失人，亦不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