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客家人是 怎样抗击瘴疠和瘟疫的？

无星无杠

历史上客家人是 怎样抗击瘴疠和瘟疫的？

●客名君

      引言：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时候，我们来谈谈历史上客家人是怎样抗击瘴疠和瘟疫的。客家人在被迫南迁到瘴疠之地的时候，是怎样掌握生存的主动权从而生存下来的？希望通过本文，向客家先民的智慧致敬，相信这些祖先传下来的智慧，如果结合现代的科学理论，将是无价之宝。

      客家人怎样进入瘴疠之地生存立足

      在梅县客家话里面，人们生气嗔骂别人时常会称其“砵瘴鬼”“死砵瘴”。“砵瘴”，是客家话的流行语。这里的“砵”是借一下其发音（bod），实际上应该是“发”的意思。砵瘴，本意是“发瘴疠病”的意思。这个词在客家人嗔怒骂人时的使用频率很高。甚至有时候奶奶嗔疼爱的孙子，老婆嗔老公，也道一句：“砵瘴鬼！”这里的意思早就脱离了历史上令人色变的发瘴疠的本意，而是成了亲密的“讨厌”之意！这中间的演变，恐怕就是体现了抗瘴疠水平的提升。

      客家语言，堪称活化石，留存了客家这个迁徙民系对瘴疠和瘟疫的历史记忆。第一，客家的历史中，瘴疠和瘟疫是常事。客家是从中原南迁至赣闽粤客家大本营的民系，历史上经历了秦朝赵佗开发岭南、东晋五胡乱华、唐末黄巢之乱、南宋抗元勤王、清代湖广填四川、晚清土客战争等多次大迁徙的动因，经历各种兵燹、离乱、贬谪、饥荒。古人云，“大灾或大战之后必有大疫”。为了躲避兵燹，客家人不惜深入南方瘴疠之地定居，经历了一个从不得已到主动迁徙的过程。第二，客家人把发瘴疠当成了流行语，说明客家人在长期和瘴疠斗争中，逐渐学习了预防和对抗疫情的方法。客家人向土著学习，向中医的医典学习，结合先民代代相传的方法论，就地取材，将抗瘴、抗疫习俗化、日常化、系统化。

       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北方，直到宋代，中国经济中心才逐渐完成南移，才意味着大量先人迁徙到长江流域乃至更南部定居。而阻碍经济中心南移的，正是南方奇特的瘴疠和瘟疫。瘴疠，在中医理论中多指南方山林中湿热蒸郁能致人得病的有毒气体，人触之辄病疟。司马迁曾写道：“江南地卑湿，人早夭。”尤其是对于那些初涉岭南的中原人而言，本就容易水土不服而致身体虚弱，再加上病毒肆虐，很可能就要面对死亡的威胁。

     直到唐宋时代，华南还是流放犯人的“荒蛮之地”。如果谁到南方去做官，几乎意味着生命危险。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赴任途中在蓝关遇到前来探问的侄孙韩湘，有感于粤东地区的山岚瘴气，预感会死在“瘴疠之乡”，曾作诗悲叹一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云：“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之后还上表抱怨：“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韩愈由北向南穿过客家地区到达潮州，路途艰辛，在潮州主政8个月，申请调到宜春，从被发配到去世，只经过了4年。

无星无杠

      作为岭南地区的边远山区，粤东客家地区的瘴疠之害更是严重，历代南来岭南地区之士留下了大量关于病瘴的文句。宋代李纲在其《过黄牛岭》中的诗句“深入循梅瘴疠乡，云烟浮动日苍黄”，就是当时粤东龙川、梅州一带生态环境写照。光绪《嘉应州志》 卷4载：“考恶溪之恶有三：瘴疠毒恶一也，滩石险恶二也，鳄鱼狞恶三也。”

     （注：韩江在韩愈之前叫恶溪）唐宋时潮州、梅州毒蛇猛兽横行，大象成群，鳄鱼伤人，到处瘴雾毒气。

     梅州有古地名鳄骨潭，是苏轼伯父的朋友陈尧佐贬潮州通判时戮鳄鱼而得名。宋乾道7 年（ 1171年）， 即杨万里到潮梅前的第7年，这一带野象成灾， 农民在田中挖陷阱保护庄稼， 但饥饿的野象冲上马路，“率其群围行道车马，敛谷食之，乃去。” 其荒凉可想而知。

      诗人杨万里在梅州境内写下《瘴雾》 ：“午时犹未识金乌，对面看人一似无。腊月茅黄犹尔许，不知八月却如何？” 诗后自注：“南中八月黄茅， 瘴正盛之时。” 虽然已经是腊月，但是大雾弥漫，中午不见日头，对面不见人影。省城官员到了梅州，州县官员热情款待，但他没有诗兴。次日清晨离开梅州时，他才作了《明发梅州》：“ 市小山城寂，船稀野渡忙。金暄梅蕊日，玉冷草根霜。”其实也不一定是有瘴气，但是那时候因为未知而害怕，正常的云雾美景，都影响心情了。

      在今天的梅州还保留有一眼五代南汉时程乡（今梅县）县令曾芳开凿的“可愈疾疠”的曾井，其中说的“疾疠”就是当时粤东地区的瘴疠。“千年曾井”位于梅城城西大道旁，由五代南汉程乡县令曾芳所凿。相传北宋仁宗时期，侬智高造反，枢密使名将狄青南征时，麾下士兵患上瘟疫。军队路过梅州时，曾井甘甜的泉水治愈了患病的士兵。宋仁宗特颁圣旨谥曾芳“忠孝公”，并赐飞白书“曾氏忠孝泉”五个字。当时丞相张志远感言，留下“曾井有泉治瘴疠，□□□□纪高贤”的诗句（原稿四字不清，无从考证）。

      在岭南古代瘟疫流行史上占有一定位置的已知瘟疫病种还有乙类传染病疟疾和白喉。疟疾随着莽林的萎缩而日渐退居次位。白喉（古称喉痹、白缠喉、锁喉风等）虽“至危至速，且易传染”，但该病“盛于北省”，19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在岭南部分地方流行。

     清代岭南在瘟疫防治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天花、霍乱和鼠疫三种烈性传染病。对于岭南地区而言，这三者都是外来瘟疫，尤其是19世纪才传入的鼠疫和霍乱，危害最烈、发生最频繁、涉及范围最广。据《梅县市文史资料》（第10期），从其中有记载的清末，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梅县都有过大小的瘟疫。结合其中的年代分析，鼠疫、霍乱、天花等这些和世界性的发病高峰期是一致的，说明是外传疾病。

无星无杠

      晚年的林风眠常以这句话开始他的回忆：“我生于倒霉的庚子年。”在他出生的庚子年（1900年），除了八国联军之乱，还有一场1894年开始的鼠疫（黑死病），由于当时人们对鼠疫的传播机理还不清楚，加之轮船海运的兴起，鼠疫在全球肆虐开来。1899年埃及、南非、美国及中国东北先后暴发鼠疫，日本亦有案例。1900年在澳洲及俄罗斯暴发，除南极洲外最终传及全球所有大洲，20世纪50年代此次全球大流行方才完结。

      

      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威廉·麦克尼尔写过一本书《瘟疫与人》，提出一个概念：“疫病阶梯”。所谓疫病阶梯，是指古代社会的人类迁徙过程中，进入新的地理环境，需要面对该地自然环境巨变带来的各种恶性传染病。克服了这个“阶梯”，才能征服这个地理环境。说白了，就是必须先克服“水土不服”。

      过去，人们说的瘴疠阻碍了人口的南迁，很可能包括疟疾、血吸虫和登革热等疫病。虽然今天我们无法复原中国农民如何适应南方生活环境的过程，但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指出，直到8世纪，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人口的稠密现象尚不明显，到12世纪，成千上万的稻农才充实了华中和华南相对广大的区域。

      威廉·麦克尼尔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古今图书集成》、葛洪《肘后备急方》等文本中，梳理出了中国的几次重大的疫情。公元161年（延熹四年，大疫）、公元312年（注：永嘉六年，“永嘉之乱”，客家人第二次大迁徙）、公元322年（注：“王敦之乱”）前后，三场瘟疫曾经引发了集中大规模死亡，也导致一些人拖家带口举族迁往虽有瘴疠却没有兵燹的南方地区。

      13世纪末，也就是南宋末年，大量随着南宋小朝廷南下的将士，在崖山海战之后定居赣州、龙岩梅州等山区，成为客家人。这是史学家认为客家民系正式形成的时期。赣闽粤地区，虽然多瘴疠，却因为客家人多代人的调适，而成了客家大本营。

无星无杠

      客家人把抗瘴疠日常化、习俗化

     按照过去的说法，因瘴疠而生的疾病，主要有两种：一是瘴疟，二是蛊毒。瘴疟又分冷瘴和热瘴两种。冷瘴表现为身热而复寒，或呕或噎，大便不利。热瘴表现为身体极热而头极疼。蛊毒表现为肝脾功能失调，肝气郁滞，血气凝聚，隧道壅塞，脾失健运，湿浊不化，清阳不升，以致气滞、血淤、水裹。要治疗瘴疟和蛊毒这两种疾病，必须采取理气祛湿，行气活血，健脾利水的治疗方法。这是早年间抽象的说法。实际上，这些疫病有着动物渊源和病理。

      

     那么长期生存在瘴疠之地的客家人，是怎样适应当地环境，并战胜瘴疠的呢？

     首先，客家人将很多饮食卫生习惯固化下来，秉持“治未病”的原则。

      有些生活原则，客家人一代代传下来，规制化为习俗。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要求军士们都按客家人的风俗，养成洁净的习惯，包括洗澡、不随地大小便、女人不裹小脚等。这些习惯，在今天看来好像很平常，但是当时实施的时候，不少来自非客家地区的兵士及家眷就很不习惯。客家人素不喜生冷食物，青菜也是从不凉拌着吃（五华地区吃生鱼片的习俗则是个例外）。

       毕竟，有些瘴疠，在科学发现其起因之前，是无法战胜的，比如因疟原虫导致的疟疾，连曹雪芹的爷爷曹寅这样跟皇帝拜把子的也逃不过。所以，防患于未然，“治未病”，就特别重要。

       其次，客家人在饮食习惯中就地取材、药食同源。

       土生土长的客家人，基本上多少都认识一些青草药。客家人会把这些草药放到食谱里面，素食讲究野生、家养、粗种、真味、鲜净。肉食方面，则讲究食材生鲜、烹饪熟透。梅县客家人用十字花科的芥菜腌制成咸菜作为日常的菜，这个在北方几乎见不到。还有藠（jiào）头，也和青蒜一样成为客家的日常菜。《食疗本草》说藠头：“患寸白虫人，日食七颗，经七日满，其虫尽消作水即瘥。”

       当年因为喝不洁生水生病的欧洲人，为了抵抗病菌，尽可能地少喝水，渴了的话就喝酒，因为酒精可以杀菌（除了霍乱病菌）。于是，各种葡萄酒、啤酒成了中世纪欧洲人生活的必需品。而客家人用古法酿酒，则更多是为了温补身子，提高免疫力。

无星无杠

      流行于福建龙岩、陆河、揭西等地的客家擂茶，是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例子，是客家人将中土习俗和本地植物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文化。传说在三国混战时，刘关张带兵途经华容时，因水土不适，行军中队伍染上瘟疫，刘备急得四处求医。一位长者见刘备爱护士兵，深受感动，于是献出祖传秘方“三生汤”，将生米、生姜、生茶叶擂碎，用开水泡服。三味配伍，消暑祛瘟。士兵们的病得以痊愈。客家人把“三生汤”沿用下来，并加以发展，成为客家独特的擂茶文化。

      

      “擂”茶的用具是擂持和擂钵。前者取一握粗的樟、楠、枫、茶等可食杂木；后者乃内壁布满辐射状沟纹而形成细牙的特制陶盆。擂茶的基本原料是茶叶、米、芝麻、黄豆、花生、盐及橘皮，有时也加些青草药。茶叶除采用老茶叶外，更多的是采摘许多野生植物的嫩叶，如山梨叶、大青叶、雪薯（淮山）叶等等，不下十余种。加用药草随季节气候而有所变换，如春夏温热，常用艾叶、薄荷、细叶金钱、斑笋菜等鲜草；秋季风燥，多选金盏菊或白菊花；冬天寒冷，可用竹叶椒或肉桂。

      还有仙人粄，客家人将仙人草这种药草，直接做成一种巧妙的可以解渴、解饿，又可以清毒的健康食品，这种食品还传到了全世界，成为著名的仙草冻。

再次，客家人普遍掌握了一些容易就地取材的特效药。

      梅县客家人在风寒高烧时会用一种叫“流民草”的青草药配合姜片熬汁治疗，笔者小时候就多次用这种草药治好了发烧。流民草这个名字，也应是客家话这种活化石语言对于瘟疫和迁徙的历史记忆。

      流民草也是粤东客家山区妇女坐月子之前必备的保平安草药，从古代沿传至今，有极强的祛除风寒的功效，放一小撮或干或鲜的流民草，切两片生姜，加几粒红枣，搭配一根红薯，再放进一些坐月子里吃的公鸡的鸡内脏，将它们一齐放水里煮，滚开几次后，取汤汁，就是上好的除风药。月婆子趁热将药汤喝完，捂上被子，出几身热汗，这月子风也就全祛了。

      因为流民草不单对月子风有特别的功效，对闲人偶患的感冒风寒也疗效明显，且又价格低廉，长在田埂，所以这个没什么显贵来头的野生药草，还是客家先民在大迁徙中，以及定居客家山区后的护身良药。

      “流民草”学名叫仙鹤草、龙芽草，客家人给它起了“流民草”这个名字，说明它一定有治疗瘟疫或者疟疾的历史。《江西民间草药验方》里面记载仙鹤草可以治疟疾，每日发作，胸腹饱胀：仙鹤草三钱，研成细末，于发疟前用烧酒吞服，连用三剂。这种野草，能治疗瘟疫、治疗刀口伤，对兵荒马乱中的流民是多么有益啊。

无星无杠

      像这样的特效草药还有很多，母亲曾经告诉我的，比如治疗黄疸型肝病的溪黄，治疗泌尿系统感染的车前草，治疗因瘟疫感染而生瘰疬的薜荔，能解热止痢、号称万能解毒药的乌蕨，清热散结的白花蛇舌草和一包针、治疗白喉的白帽顶等等。

      现在梅州的兴宁、五华（古代叫长乐），历史上曾归惠州府管辖。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谪居惠州期间，曾写有一封书信《与翟东玉》（见《苏东坡文集》），请求翟东玉代向兴宁县令欧阳叔向求地黄。苏东坡不仅是个大文豪，还是个养生高手。他素来推崇地黄功效，赞之曰：“药之膏油者，莫如地黄。”古代南岭虽为瘴疠蛮荒之地，但“苏东坡向兴宁县令求地黄”的故事，说明兴宁在古时候，就是一个注重药草、注重养生的地方。

      尚是“瘴疠蛮荒之地”的惠循大地，其时缺医少药严重，即使政府官员亦不能免，兴宁县令欧阳叔向就自己在县圃空地种些地黄等草药以备不时之需，刚到惠州的苏东坡听闻后即托人相求。曾任兴宁县令的欧阳叔向即是江西安福县人。后来在惠州安顿好后，苏东坡也开辟了自己的药圃种药，他的《小圃五咏》诗五首，即是分别吟咏他种的人参、枸杞、甘菊、薏苡和地黄五种药材。

      就这样，客家人在瘴疠之地长期生存过程中，形成了注重生活饮食卫生、坚持就地取材、药食同源、全民学习辨认青草药等传统，可有效“治未病”，从而预防瘴疠和瘟疫，保健就这样落实到了每个家庭、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梅州的蕉岭、大埔，在八个“世界长寿乡”中占据了两席。

无星无杠

       抗瘟疫瘴疠卓有成效的客家医家

      

      为抗击瘟疫和瘴疠，各个时期的客家医家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精彩的篇章。

      祖籍梅州大埔的罗汝兰著述的《鼠疫汇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本鼠疫专著。该书针对1894年的粤港鼠疫，见解独到、疗效显著，在当时被多次刊刻、广泛流传，在全国鼠疫病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罗汝兰，字芝园，广东省石城县陀村（今属广东省廉江市雅塘镇）人，祖籍广东大埔。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岁贡，曾任琼州训等职，是湛江历史上的名医，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鼠疫专家。

      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死了6万人。客家人伍连德临危受命，用三个多月的时间，采取果断有效的行动，扑灭了这场百年不遇、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拯救了上亿人的生命。那一次的防疫行动，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流行病防疫行动”。伍连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拿到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父亲是台山客家人，母亲则是槟榔屿客家人的后代。1907年，在时任清政府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的邀请下，他回到了中国，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为研究东北鼠疫的源头，伍连德来到满洲里，并进入俄国境内，在一队哥萨克骑兵的护卫下，在大草原上风餐露宿一个多月，白天在露天做实验，夜晚宿营在帐篷中，实地考察了旱濑的捕获情况，亲身经历了捕获旱獭的现场，并亲手进行了旱獭解剖。这才完成了东三省鼠疫防治的科学论文，于1913年发表在著名的LANCET杂志。在这篇论文中，他确定了这次大鼠疫流行的源头为1910年10月初，在俄国大乌拉站一间华人工棚里，这是历次烈性传染病唯一的一次精确定位。1911年4月3日，在沈阳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伍连德担任会议主席。

       梅县有一位国际著名病理解剖学家梁伯强院士（1899-1968），他是中山医学院肿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梁伯强来自梅县著名的“上市梁、下市黄”的梁氏家族。他数十年来坚持解剖研究工作，到1965年中山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尸解总数达7689例，居中国首位，为后人留下了翔实的科学资料。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到粤北山区，翻山越岭，不辞劳苦，调查了当地人的血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发表了《中国人的血型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等论文。他在解剖时发现了华支睾吸虫病者与吃生鱼之间的联系，在一次解剖中，曾从肝胆管及胆囊中挤出一千多条华支睾吸虫。这种虫会导致肝炎，继而肝硬化，甚至肝癌。这就是广东人吃生鱼而染上的一种肝病，说明生吃鱼片的危害。笔者印象中，在梅县是绝对不吃生鱼片的。这也许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客家习俗中的医学文化渊源。

      新中国成立初期，岭南地区很多“大肚子病”，这也是瘴疠之一，其实是吃钉螺或者喝生水引起。有一位生于福建古田客家的寄生虫专家陈心陶院士，留学归国回来，不辞劳苦，深入到四会地区去研究血吸虫。毛泽东曾问他“消灭血吸虫要多久”，他说5年，毛主席就问3年行不行。他多次实验，最终运用改变生态环境的方法消灭血吸虫。经过长期不懈的研究，他摸清了广东省钉螺的生态、生理、血吸虫病流行情况、规律与特点以及血吸虫病的诊断、治疗、人体防护等。

       感谢这些勤奋工作的医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