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

无星无杠

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

      中国古代，经历过贬黜的文人士大夫数量庞大。其中不少人都表现出了别样的精气神。他们没有简单地屈从帝王的威权，乖乖在地方上按部就班地生活，而是兴办学堂、升坛讲学、传播文化的种子。这一切便构成了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贬官文化。

    李皋：京城物价太贵，求下放！

    唐肃宗在位时，关中地区粮食歉收，导致物价飞涨。当时在京城长安任职的李皋，眼瞅着自己微薄的俸禄，实在无法应对不断上涨的物价。于是，他想了个招儿：自请外放。

    朝廷对于如此荒唐的要求，自然不会答应。这可急坏了李皋——不让我贬官，我可真的活不下去了！随后，他横下一条心，在工作中故意出岔子，主动揽责。这下子，朝廷也拿他没办法，只好将他贬为温州长史，让他逃离一线城市，到温州任职去了。

    贬官其实很惨，古时候像李皋这种把贬官当儿戏的，其实不多。

    刘禹锡：一首诗让他刚回京又遭贬

    公元805年，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继位，是为唐顺宗。唐顺宗有志于革新弊政，便启用王伾、王叔文等人进行改革，史称“永贞革新”。

    可是，不久后改革派内讧，顺宗内禅（指君主将君位禅让给自己家族里的人，如果是禅让给外姓，则称为外禅），儿子宪宗上台。王叔文等人被一通安排，刘禹锡也受到牵连，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而宪宗将这些参与改革的人贬官之后，觉得还不够，特意在诏书里加了几个字：“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量移”是唐朝专门针对贬官的一种制度，只要你在贬官期间表现中规中矩，一段时间之后（时间长短看皇帝心情），朝廷就会把你调到离长安近一点的地方。比如，刘禹锡被贬到湖南，“量移”一下，就可能调到离长安更近一些的湖北。

    不过，皇帝已经发话了，哪怕皇恩浩荡也与刘禹锡无关，他没有“量移”的资格。

    其实，贬官和罚俸、打板子等惩罚措施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君王统御官僚的手段。但贬官的性质特殊一些：既有贬官，自然也可以重新启用。这样一来，便留下了转圜的余地。皇帝们通过贬官攥着士大夫的前途，好让他们为自己卖命。虽然多数士大夫都被治得服服帖帖，但也有例外，比如刘禹锡。

    文人有个毛病，就是“嘴欠”。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已经在朗州待了十年的刘禹锡，终于被宪宗一纸诏书召回长安。可是他刚到长安，就“犯病”了。一天，他独自游玩玄都观，写了首诗《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戏赠”真是极尽讽刺之能事，一句“尽是刘郎去后栽”，仿佛在向满朝文武宣战：我走了十年，瞧把你们得瑟的……

    这下子，不光皇帝，几乎所有掌握实权的大臣，都一致同意：贬！能贬多远贬多远！

    苏轼：贬官贬出了“东坡肉”和“盘游饭”

    刘禹锡是个硬骨头，嘴上不饶人。其实，面对贬官这种事，嘴上厉害的远不止刘禹锡一个，比如苏东坡。不过，苏东坡的嘴不用来嘲讽，而是用来——吃。他被贬到黄州，就发明了“东坡肉”，这在今天已是杭州的招牌菜；被贬到惠州，就发明了“盘游饭”，这稍加改进就是今天的广东名吃“煲仔饭”。

    贬到广东的苏东坡，逐渐融入当地（饮食）文化，过起了优哉游哉的小日子。他曾写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有此觉悟，贬官自然没有太多苦恼了。

    历史上的这些文人，面对贬黜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刘禹锡“硬怼”朝廷，“怼”出了《陋室铭》《秋词》这些不朽的文学作品；苏东坡随遇而安，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美食、美文。他们的被贬，不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而且对当时偏远地方的百姓来说，都是“好”事。

    贬官，一种高效的文化传播方式

    古代文人被贬之后，多数内心会陷入矛盾：兼济天下的理想已遥不可及，又不甘心从此独善其身甚至孤独终老，怎么办呢？

    当时许多偏远地区，依然是蛮荒之地。苏东坡被贬，除了吃，还做了一件事——兴办教育。

    在儋州（今海南），苏东坡自编讲义，为前来听课的当地百姓讲授孔孟之道、诗词歌赋。在他来儋州之前，整个海南都是文化的荒漠。宋徽宗继位后，宋廷将苏东坡召回。他前脚刚走，海南便出了当地历史上第一位进士——符确。

    直到今天，海南人仍将苏东坡视为文化启蒙的导师。

    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即使身遭贬黜，仍心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只要有可能，就会在一方小天地里，教书育人、兴办学堂，将自己平生所学，教授给偏远地方的学子。

    与被贬官员的遭际相似，在清朝统治下，许多学识渊博的文人从南方被流放到东北，置于满洲八旗的监视之下。但他们到了东北之后，放下了夷夏之防，放下了个人荣辱，对当地百姓倾囊相授，把文化知识带到了关外，成为东北文化启蒙的使者。

     （凤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