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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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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也不需要有伟大领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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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爷姚小远 2014-8-25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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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最有可能产生伟大领袖的国度。一方面，中国人没有明确的信仰；一方面，他们又非常迷信现世中存在的强权人物能够给他们带来今生和往世的幸福。 端倪其实早就出现，从大国崛起掉头为伟大的民族复兴到怎么说都有理、怎么说都没理的中国梦，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是，中国将崛起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一个伟大的国家，怎么能够没有一位伟大的领袖来领导这个伟大的民族呢？这种语境下，民族主义想不成为时代的最强音都难，而对于正在诞生中的伟大领袖来说，还有什么会是比民族主义更好的土壤和孵化器呢？ 伟大领袖是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人，也是一个将所有权力抓在手里的人。他许诺给人民一种幸福，人民要得到这种幸福，一定要放弃现有的一切。伟大领袖告诉人民一个美好未来，这个美好未来一定要在伟大领袖的带领下才能成为现实。没有伟大领袖，人民就是睁大眼睛也找不到北。 舆论准备上，伟大领袖的轿子早已经搁在那里：当今反腐力度和反腐程度，读遍史书都找不到。说这话的蠢货，一定把教学大纲当史书给读了。臭脚捧到某个人唤醒某个民族的时候，这个民族也一定会被这个人给哄睡着了。 当一系列娱乐人物因为黄赌毒被抓起来的时候，一个整肃社会道德体系的大计划细节也就水落石出，这种水落石出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伟大领袖的道德洁癖。当对外强硬的声音成为一种国家意志的时候，整个民族不会看到由此而来的危险，他们会为这种来自于受害者心理的过分阳亢而跃跃欲试，甚至不惜于向整个世界宣战和与整个人类为敌！ 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天空下，分明能够让人嗅到1939年德国慕尼黑的呛人气息。一将功成万骨朽，一位伟大领袖的诞生，又该要多少人头落地啊！ 姚小远2014年8月23日星期六14：55阴上海理道，我只是一只有理想、有文化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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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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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桥一梦 2012-2-24 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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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 自由主义无论作为政治立场、意识形态还是行为方式，它都是以“个人自由重于集体需要”这一核心价值区别于其他政治思潮或意识形态的。尽管它经历了十七世纪以来复杂的历史变迁，并且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侧重点切入,赋于它不同的思想、政治内涵，从而使自由主义形成不同的派别，但它仍然没有脱离“个人优先”这一基本特征。而当代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则如大多数自由主义理论家所主张的那样，即是每个人天然地而不是受恩赐地享有免受压迫、免受恐惧的权利，享有独立自主的行为和言论的权利。基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千丝万缕、重重叠叠的相联性，以及人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和追求自由无限化这一固有本性的认知，如何为个人自由“划界”以有效保障他人同样的自由免受侵犯就成了自由主义理论家颇费心思的难题。 中国封建主义禀赋和专制传统决定了自由主义及其价值观不得不遭遇准入困难，尽管作为一种近现代思潮在自由知识分子中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但它远未根植于本土文化而发育成全民意识。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之后，不管是主导社会意识形态的官方集团，还是那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附庸知识分子，都热衷于片面截取它“富国强兵”的工具价值，而忽略其本体价值。这也是中国官民经历了列强虏掠之后因应一切外来文明的本能反应，它深刻反映了这个民族崇洋与排外兼而有之的特点，同时彰显出买椟还株的愚蠢和惟我独尊的轻狂。 由于自由主义本身具有颇为复杂的理论内涵，它在同一知识层次的人中尚有不同解读，派生出明显歧义，可以想见，当它试图对接知识差距有犹云泥的当代中国不同阶层时，将会遭遇何种尴尬。官方意识形态背后虽然有超强的知识人力资源，无疑不存在自由主义的认知困难，但囿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政治正确原则，非但羞于厘清自由主义本源，反而极力曲解和扼杀自由主义及其普适性,至使自由主义在中国主流社会如同、甚至不如正室之外的二奶，而象屡禁不绝而又不可或缺的暗娼。由此可见，自由主义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是不可通约的。或许他们从哈罗德·拉斯基（1893-1950）那里得到启示，认为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是一种维护私有财产的意识形态，它的核心，亦即对私有化背书和维护。 官方的这一认识当然无可指责，但仅仅局限于、止步于这样的认识，只能认为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视野缺损。它无疑是在故意忽略自由主义实现个人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这一更深一层的工具价值，故意忽略自由主义乃是建立个人与政府之间的“自发性群体” 的高效机制，以及此类群体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天下大治的积极意义。站在现实政治立场，无论自由主义具有多少可估量或不可估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价值，由于它不可避免的与专制主义激烈冲突，也就注定了它只能为官方所排斥乃至清除。更由于正统意识形态长期的超强度灌输，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大众中始终未能显示出它应有的活力，甚至在标有自由主义者明签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中间，由于知识积累、社会阅历以及个人经验之不同，也存在大量残缺不全的版本。在各种文明相互交织、甚至激烈碰撞的今天，对于执着于追寻多元价值的年青一代而言，一旦挣脱了思想桎梏，滑向唐吉诃德式或乌托邦式的自由主义便成了一些人必然的经历。 但是在秩序优先的儒家文化大背景下，温和的自由主义尚且面临的着地上根的困境，“充分的”自由主义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即使在相对开明的上世纪前半叶，中国自由主义先贤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胡适、储安平、罗隆基、梁实秋等等，他们为自由主义寻找出路的努力不可谓不全面，但在最后都无一例外地为专制文化所扼杀。此后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又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悲剧命运与悲情结局更是令人扼腕。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极权政治尤为忧虑的是：由于超长的历史跨度涵括了信息多元、并且难于控制的互联网时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也因此积蓄了超强的能量。如果任凭这种能量自然释放，其对专制文化的剧烈冲击，当然有可能呈现雪崩式的情景，但这是极权主义者永远无法接受的。如此，一旦面对自由主义思潮的再度勃兴，可供现实政治选择的空间就显得异常有限——要么竭尽所能妖魔化自由主义、要么开发出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取代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 对此，近来被热棒的“新儒家”仿佛受到了鼓励，并且得到了启发，同时好像找到了为之探索的动力。但是到目前为止，诸如此类的努力似乎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这一结局几乎是注定了的——因为在自由主义思想与儒家文化之间，尽管人们可以在表层上找到一些连结点，但两者深层次的、核心的部分，却始终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紧张，使它们之间永远不会出现本体意义上的交集。 但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在专制文化源远流长的当代中国，现阶段都没有出现可以根植于斯、并能够开花结果的曙光。这样说也许过于悲观，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下述两条原则，是极权专制难于承受、但却是自由主义者无法放弃的—— 一是充分保护个人自由，反对“民粹主义”，提倡法治下的程序民主和代议民主； 二是反对“民族主义”，坚持人权优先，主张融入世界，勇于担当与本国地位相称的道义责任和实质责任，在国家利益与人类正义之间努力寻找平衡。 自由主义从来愿意与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共同分享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但这正好是国际恐怖主义和极权专制如临大敌、严防死守的心腹大患。 而在中国，自由主义恐怕依然需要时间上的坚 持和空间上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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