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为什么也有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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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防备览》书稿，该书详尽记载了湘西苗疆的地理状况

　　但无论是「生苗」还是「熟苗」，作为苗疆真正的主人，面对大量迁徙而来屯田、拓荒，侵占耕地的汉人「客户」，以及对苗民的攫取和盘剥不断加重的官府，「逐客民，还故地」始终是苗人最响亮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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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雍、乾三代，苗疆都未能摆脱「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所谓「苗患」。尤其是乾隆末年的苗民起义，清廷更是动用两湖、两广、云贵川七省十八万官兵，延续十余年才将其平息。

　　反映乾隆末年清军镇压湘西苗人的《平苗图册·福康安与和琳进剿土空寨借永绥之围》图。而福康安、和琳二位乾隆朝重臣，都在征剿苗疆的军中病殁。进入嘉庆朝后，修筑长城将「苗疆」隔离，并严禁苗汉混杂，也成为清朝对苗疆不得已为之的最后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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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为什么迟至明清，西南地区还有如此大面积的地域未曾受到中原王朝的管辖，并且仍然难以控制呢？

　　鞭长莫及的「羁縻」之地 这是因为，明清之前的历朝历代，长久以来都是通过羁縻制度，对西南地区实行极为松散的控制，而从未实行过完整意义上的统治。

　　所谓「羁縻」，就是「控制」与「笼络」的结合体。

　　具体而言，就是中原王朝通过赐予边疆各民族首领各种职位、称号、贵重礼物，来换取他们承认中原王朝名义上的统治地位。除了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和经济上的朝贡义务外，各边疆民族事实上大多仍旧保持独立，一切事物自主管理。

　　在中国历史地图上，尽管自秦汉以来，西南地区就被同一种颜色标示为均匀统一的整体；然而与现代国家连续不断的国境线不同，这一传统认知疆域内的广大区域，实际上并未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中。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秦代「淮汉以南诸郡」图，将南方大片并未控制或只有松散控制的地区，标为同一种颜色 。

　　今天湖南省的常德市，在汉代属于武陵郡。汉代武陵郡，仅控制了洞庭湖沿岸和沅江干流附近的狭窄地域，而湘西的大部分，比如被称为「五溪」的沅江支流地区，都为「武陵蛮」所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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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时期的长沙国以及分置出的武陵郡、桂阳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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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年间，「武陵蛮」多次起事，攻破武陵郡治，甚至威胁到长沙。东汉屡次征讨却往往无功而返，连东汉名将马援也病逝在征途中。

　　因而，东汉及后继政权，不得不转变策略，以怀柔策略拉拢「蛮夷」，向蛮人首领赐予印绶、爵号、财物，承认其地位。　　

　　诸葛亮《隆中对》中的「南抚夷越」，既包括「七擒孟获」的南中地区「南蛮」，也包括夷陵之战时，响应刘备号召，在荆州南部威胁吴国的「五溪蛮（即武陵蛮）」 而唐朝则在西南广设羁縻州，尽管为数有上百之多，但这些羁縻州府与藩属国、藩属部落之间的界线十分模糊。

　　羁縻州往往像藩属国一样，仅仅接受册封并履行朝贡义务，实际上仍然是独立的。

　　由于唐朝常常向边疆各羁縻州摊派沉重的兵役和贡赋，许多羁縻州背离唐朝，甚至像南诏一样，彻底脱离中原王朝，走上自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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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德化碑》，详尽叙述了南诏脱离唐朝控制，获得独立的经过

　　吸取唐朝教训的宋代，则将边疆地区的羁縻州府列为「极边」之地，轻易不干预其事务，也不将其纳入直接统治。

　　领受官职的羁縻州首领，在缴纳贡赋、提供兵员之外，其家族保持事实上的独立地位。湘西的彭氏、田氏、杨氏等羁縻州首领，在后世实行土司制度后继续保留其世袭权力，最长的统治竟长达八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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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西彭氏土司老司城遗址鸟瞰。

　　湘西彭氏自五代后梁年间成为羁縻政权以来，历经宋、元、明、清，到雍正「改土归流」时为止，其统治共延续了 818 年 依靠着这些名义归附而事实独立的地方政权，中原王朝仅仅在形式上维持着对西南地区的统治。

　　而对羁縻统治下各部族、地域的具体情形，往往一无所知。

　　也正是如此，位于西南山区深处、连土司势力也少有涉足的苗疆，要等到元朝征服云南之后，才通过元明时期的驿道，最后进入中原王朝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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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示意图

　　驿道带来的征服 1253 年，忽必烈率蒙古大军，自川藏交界地带南下攻灭大理，将云南第一次置于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

　　为了使云南行省与内地相通，元朝先后修筑了通往四川的建都道、乌蒙道和通往湖广的普安道三条驿道。

　　由于元代云南的中心已从大理变为东部的昆明，一路东行、进入湖广后去往元大都一路坦途的普安道地位愈加重要。

　　这条驿道，正好穿越了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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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建立后，为消灭盘踞在云南的元朝蒙古亲王，朱元璋派遣大军，自湖南沿沅江而上自东向西，重新打通并扩建了连接湘黔滇的普安驿道，并使之成为由内地进入云南的最主要通道。

　　为了保证驿道安全畅通，明朝在驿道沿线设立了一系列拱卫驿道的卫所。

　　而明代永乐年间设立的贵州行省，其主要目的也正是为了维护这一通道，以及通道两侧由军屯、卫所控制的有限地域。

横贯整个贵州的湘黔滇驿道，始建于元代，明代之后称为「通滇一线道」

　　在明朝看来，被驿道穿越却又处于官府和土司掌控之外的苗疆，无疑是对明朝有效控制云南乃至西南的最大威胁之一。

　　要消除威胁，就必须征服苗疆，将其纳入直接统治。

　　为此，明朝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征剿和屠杀行动。在明初征剿黔东南苗疆的一次战役中，「都督何福奏讨都匀叛苗，斩四千七百余级，擒获六千三百九十余人，……」 而在针对湘西苗疆的另一次战役里，湖广总兵「两月间破寨八百，焚庐舍万三千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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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湘西、贵州地区，驿道沿线的明朝卫所，常常以镇、平、宁等有征服含义的名称命名。

　　图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明代初创时名为「镇溪军民千户所」，清康熙时始称乾州。

　　不过，与全面出击，「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并举的清朝相比，明朝的军事征服行动，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