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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理论方法的匮乏。目前的客家研究，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没有太大的突破和创新，大多数研究都还在罗香林先生的研究成果上兜圈子，少见有上乘的佳作，尤其是缺乏理论建树和方法的创新。施爱东先生指出，有关客家文化的研究著述近二十年间如天女散花，真正能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凤毛麟角。周大鸣先生在给房学嘉、谢剑合著的《围不住的围龙屋》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了该书的不足，并补充说：“田野调查工作所收集得来的材料必须经过作者的理论思考，才能深刻揭示材料背后所潜在的深层次的社会的真正结构。做田野调查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找这个潜藏于材料背后的无意识的模式，用模式帮助理解社会结构。”目前的客家研究，显然还没能从这一地方性知识系统中找到一种有助于我们认识更宽泛的泛客家文化的文化模式。客家研究更像是一个自我历史的叙述者，喋喋不休地进行自我描述。
第三，情绪化和功利性。如果说早期的客家研究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出于对“反客家”的论说进行反击，其研究成果所体现出来的情绪化、非理性化还尚可理解，不足为怪的话。那么，此后的客家研究却依然存在着主观臆断、情感色彩浓厚的状况，则就得偏离了科学研究的主题，越走越远了。其突出表现在，第一是客家的无限扩大化，客家人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唐代第一位岭南宰相张九龄，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欧阳修，再到南宋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以至几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都认定为客家人，甚至将日本学者提出的“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论说捧为佳臬。殊不知，这种过分的扩大化、“泛客论”就等于抹杀了客家，否定了客家。而且这种认识的逻辑最终无非导致“客家”非“客”的尴尬境地。第二是将客家的起源尽量往上追溯，今天你持“东晋说”，明天我就提“三国说”，后天又有人抛出“秦朝说”，仿佛客家的起源越早越好，越古老就越优越。与客家产生时间同时引发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客家的渊源问题的优越论。把客家说成是纯之又纯的中原血统，源出中原贵胄，是“衣冠”、“士族”之后裔，极力吹嘘与粉饰。客家研究的学术空气和社会环境令人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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